家居秦岭南坡,长在山沟野洼,抬头见山,出门入林,自然与树结缘了。
记得小时候常以爬树为荣,谁爬得快爬得高就是童年伙伴们心中的“英雄”。正因为我有爬树快的能耐,缺粮少吃的岁月,常与童伴一起偷摘别人家的桃子、杏子和李子时,是选最大最艳的桃,直叫童伴们嘴馋。更有趣的是老家秦岭北坡的林子不比南山,树少人多,家里烧柴,只能在自己的自留山上砍,由于面积小,树木少又年年砍,剩下不了几根了。时逢“以粮为纲”的年代,有许多长在田边大集体的树挡住了庄稼的阳光,产量大减,那自然需要砍枝,村里没有人敢上大树,就选准了我,村长说:“树枝砍下来就归你”。我自然乐意了,那年自家山上的树未动半根,房前屋后的柴却堆满了,乐得姥姥闭不上嘴,村里老少见人就讲“魁娃子真能耐。”
六十年代初,我家从秦岭北坡迁到南山,感觉真是两个天地,那满眼的绿直叫你发迷湖。除了田地之外,山上、河边、荒滩、崖逢处处能钻出树木来。当地老人讲:“咱这山里雨水多,树跟娃一样不愁生不愁长”。
记忆中,村子河边最多的树便是柳树,几乎每个庄户人家门前河道里,抬眼时所看到的,就是这种树了,而且都是老树,也不知它们长了有多少年了。这些老柳树不似我们如今在公园里、在人工湖畔看到的那随风摇摆、婀娜多姿的垂柳。而是那种树身很粗,树枝却并不大的老柳树。几乎每一个树冠上都有被砍过的痕迹,那些长到有大胳膊粗的枝条,很少有能幸存下来的,绝大多数都会被砍下来做了椽或菜墩,不能当椽做凳子的,也被劈成烧火柴。
那是条由东向西流去的清水河湾里,那里有很多柳树,伙伴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攀上溜下,而不用担心会有人拎着棍子喊骂追打。每到黄昏,炊烟飘渺时,一大帮孩子都会涌到河湾里,有的爬树折柳枝,有的桃选最好的柳枝做柳帽,有的动手做柳哨儿。不多时,便会有清亮的柳哨声此起彼伏,响彻在初春的河湾里,那才解冰不久的河水便携了这春的音符,跳跃着远去。
从那时候起,柳枝在我的眼里是极美好的事物了。记得初读古诗词里看到的纤纤柳枝总是牵着离情别绪,演绎着阳关三叠。究其原因,或许是柳枝的纤细柔长跟人们离别相思感情的缠绵有相通之处。其实是因为“柳”与“留”谐音。所谓折柳赠别,表达的是一种依依不舍、竭力挽留之情。因为古代交通问题的制约,亲友相别,总是去难去,聚难聚,难免伤情销魂。折柳送别亲友的习俗似乎起源很早,早在《诗经·小雅·采微》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意即:旧日我离家时,柳丝飘悠,似有留恋之情,惜别之意。丝丝柳,痴痴留,折柳枝,伤别离。而到了唐代,这种习俗便被演绎到了极盛。王维的“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诗, 便是古韵阳关三叠的主题词,一吟三叹成了千古绝唱。
树的命运与人的命运相似相连相通。生在哪里就长在那里。晒一个地方的太阳,吹一个地方的风,淋一个地方的雨,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辈子。长在平原就是平原,长在山间就是山间,无法决定自己该长在哪里或不该长在哪里。树依赖人而成长,人依靠树而生存。有人的地方就有树,有树的地方就有生气,有生气的地方就有许多传承不绝的典故习俗。
南山宁陕,有一种树名曰“漆树”,割下来的生漆经过刨制是油漆家具的上好材料,一度热销县内外。过去每年四五月份,成群结队的漆客子背着铺盖、携着食物,进入深山开始割漆。然而,割漆有一整套的古朴习俗,他们在进山割漆前,先要进行庄重、虔诚的招呼山(敬山神)仪式。漆客子在进山的道口地面上插三柱香,摆上刀头(即方肉)、生米和两杯酒,就地宰杀一只大红公鸡,以鸡血洒地,祭拜山神,还口中喃喃地说一些吉利词,乞求山神保护,以免割漆期间受凶猛野兽的侵害或从树上掉下来。
在南山最受人们敬仰爱戴的要数松树了,他不仅是做家具的上好材料,不裂不变形而且木质细,做出来的家具表面光滑,木纹清晰可辩,具有装饰效果,倍受人们的青睐。然而人们更敬佩的是松树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此,每家每户盖房做家具,大都用这种树。因而他的身价也日益具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山民多以伐松为主,满山遍岭的松树被砍得所剩无几。好在松籽不易腐烂,几年后又生出许多幼苗,渐渐长成大树。
史书《水经·河水注》中有这样记载:“秦岭穹谷中的幽林以及那些名贵的林木,都受到重视,时至南北朝末叶,盛况依然。重要的树种有檀、松、柏、栎、桐、漆、樟等,秦岭西端和东端的森林仍相媲美。各地森林都较繁茂,从山颠一直山下连绵不断。”当时山上树种繁多,百木争春,山路两旁由于森林不断,仿佛成了青嶂,由山下望去“林霭阴,朝曦虽升,仍若昏夜”(《全唐诗·望南山》),到北宋时,终南山的长林大竹和山下幽谷中的林泉胜景,还都不时脍炙人口。
树与人相伴而生且有一段兴衰史。史书载:“早在隋唐王朝建都长安,虽系沿袭前代旧名,但实际上是另建新城。隋唐长安的规模更为宏大,所需木材也更多,木材大多来源终南山(秦岭中部)中,因为山道初开未久,正宜充分利用运输,公元743年,还曾在长安城南开凿一条漕渠,用渠水运木入城,以贮木材(《新唐书》)”。迄至清光绪年间,秦岭山区溪雨连年,高山冰害严重,庄禾不收,山民下移,森林有所恢复。但到国民时期,繁重的苛捐杂税迫使农民向林区迁移,毁林种地,特别是低山的森林破坏极为严重,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
解放后的二十多年,山民仍以砍树为生,虽有计划的采伐,但每年几十万立方米的木材被伐掉,有的原木运出西安做建材,有许多加工成板材运出,价格高出好几倍,那时相当一部分人靠贩木材发了。县财政也被称之为“木头财政”。由于过份的砍伐,造成后来“8·29”、“7·19”等多次洪涝灾害,田冲家毁人亡。人们从此真正悟出人与自然相处,“树随人愿、人愿树亡,树亡人衰”的道理。
九十年代后,国家实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政策,山民变过去砍树为生为现在的护林栽树为荣。许多坡地荒芜着,光秃秃地像颗不长毛的头颅,人觉得不好看就栽上树。树一栽下人基本就没事,长不长,长多快多大就全是树的事了。有的被荒死,甚至一棵树栽下之后如果迅速枯萎,极有可能成为灶间炉膛里的一缕火焰,最终只是煮熟一锅米粥。而只要活着,即使长得矮小丑陋,却照样可以冬枯春荣地生活多年,目睹许多日子里发生的许多有趣的事情。当时,社会上曾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年年栽树不见树,树死树活随人去……”后来,政府发现了问题,加大宣传引导扶持力度,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重点扶持有能力、懂技术、会管理的农户发展板栗、核桃、花椒、蚕桑为主的经济林。不久,满山遍岭、田间沟壑、房前屋后,果树成林,鸟语花香,生机盎然。据说宁陕全县有30万亩板栗、核桃园,近15万亩已经挂果,每到秋季,家家户户果满筐、粮满仓,一派丰收景象。老家蒿沟村有一户姓张的人家,五年栽植和嫁接改造板栗树多达一百余亩,现已全部挂果,价格好时,年收入达万元,家里盖了新房,购了彩电、冰箱、摩托车,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户。
山民清醒的意识到,树是一种财富,是长期受益的“摇钱树”,是赖以生存的资源。当农民尝到了栽树的甜头时,不用政府再动员,修枝、追肥、清灌……说干就干起来了。山上栽满了,又把眼光瞅到了好田好地里。城关镇旱坝村村民张书文租赁农民140余亩好田好地,搞起了花卉苗圃,生产各类行道、园林、选景必须的国家一、二类保护树种和各类新优彩叶树种,行道树、花灌木、落叶乔木、草本花卉、盆景等。年销售收入60余万元,成为靠树致富的新型农民,在当地传为佳话。
在砍树种树护树的过程中,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知,懂得了许多似明非明的道理。一个没有树的县就像没有旗帜的城池,让人望而却步。一个没有树的人家就象没有音乐的场所,让了孤寂难耐。人是有思想的树,树是不折腰的人,树和人一脉相承,也许树是人生命的另一种再现。
要说树这一辈子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总之树这辈子绝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索然无味。长在山头上的树,几年间成了山村里一道靓丽的风景,长在河边的古树无数次经历着洪水泛滥,在洪水来临时,它伸出一根枝条救活了一位落水女子的命。乡亲们给这个树起了乳名叫“女儿红”。被救的女子后来嫁为人妇,生了一堆女儿,成年后,打死都不嫁外村人,一辈子守着这长满“女儿红”的山沟。那棵树焕发青春,枝繁叶茂而成为村民乘凉避暑除邪消灾的“保护神”。
人由爱树而豁达,树由人爱而无私。南山有种神仙树,一般生长在茂密的树枝间,陡峭的石壁上,最高约一米左右,夏天叶子最旺盛呈椭园形,秋季开始凋零。每到绿树浓荫的夏日,善于调剂生活的农家主妇就会忙着采回神仙树叶,做诱人可口的神仙豆腐来丰富餐桌。将漂好的神仙豆腐切成条状或块状,伴入清油和调味品,无论是用碟装还是用碗装,总带着山野清香使人馋涎欲滴。色泽淡绿而微墨的神仙豆腐,入口细腻,清香四溢,炎夏食之爽口解暑,委实堪称山珍美味,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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