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父亲生日前一天回家的，父亲依旧与往常一样,就是头上的白发越生越多，那宽大的背已经陀了，儿时常常背我去小镇上买吃的，有时也背着我去亲戚那吃饭，可现在已背不动了，我知道父亲现在已经老了。

早饭后，父亲本来是要去地干活的，见我好久不回来，就在院里陪我晒晒太阳，聊聊家常。秋天的阳光从明镜的上空泻下，照的人很舒服，望着远方的山，秋色实在扎眼，一派的老林子，红绿相间，黄色点缀，红的经霜的枫叶，绿的是不老的马尾松，黄的不用说，是那些桦树枯萎的叶。山脚下座落着零散的瓦房，瓦房四周都是挂满红灯笼似的一排排柿子树。鸡在菜园子里寻着食物，狗倒是懒散的晒着太阳。

想想这秋色，这树，这草，发芽了，长叶了，也就绿了，到了秋天，叶子变黄了，干枯了，最后也全落了。这时，我想起了好久没见的儿时的玩伴，随便问了句，陈家狗娃子了。父亲说他在浙江打工时和一个大她十几岁结过婚的女人跑了，那边的男人还找到了家里，见家里没有人，去找村支书，支书说这事我们管不了，你去找派出所，到了派出所，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所长说，这事我们也管不了，你如果报案，说他拐卖妇女，我们就可以立案的，可是你要有证据呀，要不你就成了诬告了，那是要负法律的。一气之下，他去法院告状，说那狗娃子拐走了老婆，还偷了家里的一万块钱，法院的说；这事我们又管不了，你说狗娃子拐卖了你老婆，我们可以管，那你要知道卖给谁，在那里。现在他们在一起我们管不了的，到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犯法的，人家俩个在一起打工，你说他们犯法吗，你家的一万块钱，你说是偷，也很难说的通，你们没有离婚，财产是共同的，她有权支配。你说狗娃子偷得，你也要证据。

那男的，找了村上，找了派出所，法院都得不到解决，又回来住在狗娃子家里，狗娃子的父亲都是老实人，年龄也大了。每天照样给他做着饭，当好客对待。他气的一连几日那都不去找了，后来觉得呆在这里也不少办法，就走了。过了几个月狗娃子带着那个女人回了一趟家，听父亲说；那个女人个子比狗娃子高的多，长得也俊俏，只是脾气坏，老抱怨狗娃子家里穷，房子是泥巴墙。不吃火塘吊罐煮的饭，说不卫生，弄得狗娃子去了几十里又坐车在县城卖电饭锅和煤气灶。老人也只好忍气吞声的，山里条件不好，没钱是娶不到媳妇的，所以就将就着。刚开始，村子的人常当闲话，说狗娃子找了个妈的，没出息勾引别人的媳妇，可后来时间长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也没人在提起。

晚秋的风是柔中带钢的，吹在身子和脸上不觉得冷。对于老林子的树木来说，这风就是理发师手中锋利的剃头刀，一到晚秋，除了那些松树的叶子比钢丝还硬，晚秋的风拿他没办法，其他的都被统统剃光。山脚下的院里堆积了黄黄的厚厚的落叶，几间瓦房门窗紧闭。门前已有半人高的杂草，看上去已经好久没住人了。不知路儿他们过得怎样，有去哪里了。

我是在秦岭老林子帮别人种香菇时认识路儿的，我们在一起干活，粗活重活常常是他干，时间长了我们也自然成了朋友。那时他喜欢我们做活的村里一个叫春花的女孩，他常常让我帮他写信，递信的。后来他们有感情了，春花的家人不同意，春花对家人说，就是路儿讨米要饭我也就跟着他，如果讨来一碗饭，他吃多半我吃少半，我也愿意。我以后怎样，不要你们管。气得他父母哥哥拿他没办法。后来春花跟着路儿私奔了。他哥哥还找到路儿家里来的，只是路儿和春花没在。这里看似熟悉而现在又让我觉得陌生，记得那时我偶尔也来这玩，路儿他们一大家子，他爸妈好客，给我煮腊肉杀鸡吃。现在这里连一个人也没有，只是空空的院子，大门被一把生锈的铁锁锁住。周围除了一些叫不上名的鸟来偶尔来光顾之外，没有人的踪迹。

我去村里问了别人路儿一家的情况，他们说路儿去年在山西做传销，春花也跟别人跑了，他们的女儿是寄住在湖北路儿姐姐那，冬天冻的得了鼻炎，做手术他们两口子没拿一分钱。路儿的父亲是今年开春死的，没过多久他母亲也接着去了。两个老的去的时候路儿都没有回来，是村上和镇里的料理的丧事。

几年前，我去深圳打工，记得路儿他们还在厂里混的不错，厂不大就百十人，路儿做班长，春花做品检。两人一年下来也存了三万来块。我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他请了假，直接去深圳火车站接我，我刚到深圳没上班，也没地方住，他把它们的出租屋让给我住，他们住到厂里去了。每天给我买了菜的，让我当自己家想吃啥做啥就是。

去年路儿常打电话，说他在山西做装修，让我过去帮他照料，那时我的工作没辞掉，就没去，想想这人，变的太快，原本善良，本分的也会随环境而改变。看着满山落叶，我想起人生如草木，这一生要经过多少风霜雨雪呢，而我们的内心不会因外界而改变了。

第二天，我走在山间小路，坐在去城里的大巴上眼前浮现的是村子的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也想起了一些伤感的，不可能发生而发生的事，还有离奇的事，我的心头一振，我在这里只有句祝愿，愿村子死去的人到天堂，生着的人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