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及安康农民增收的讨论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农村社会继续保持稳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集中暴露出来，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已成为影响民族经济腾飞的主要因素。

　　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农产品市场约束日益增强、农民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促进农民增收必须要有新思路，采取综合性措施，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有一个大的转变。作为地处西北内陆不发达省份的不发达地区，安康正处在经济社会两个转型的“爬坡”阶段，完全靠市场作用调节经济生活，特别是有效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显然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讲，政府作为、行政推动仍然不失为关键措施。

　　本文试图从实践与理性探索的层面，就安康农民增收的政府作为问题，作一些粗浅的讨论。

　　上篇——现状与问题：一项长期的工作

　　讨论现阶段农民增收问题，必须清醒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变化及其特征。在此背景下认识安康农民收入现状。以有利于把握农民收入增长的规律性，有利于理解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有利于制定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措施和手段。

　　一个基本判断是，农民收入增长状况与改革开放前十余年相比，呈现逐年递减的现象。八五后期至九五中期，中国农村经济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的态势。这一时期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为丰富城乡居民生活，保障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九五中期以后，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却隐含着令人忧虑的种种忧患。随着城乡经济向纵深发展，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隐藏在深层的大量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就是集中的表现。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的统计数据，农民收入历程可清晰地表现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84年农民收入迅猛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60.2元增长到355.3元，年均递增17.3%，扣除物价影响因素仍高达15.9%。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同时，家庭经营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农民收入由实物为主转向以货币为主，也是这一时期鲜明的特点。第二阶段，1985年至1991年农民收入在波动中缓慢增长。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29.3元，比1984年增长了7.73%，扣除物价因素，农民实际纯收入年均递增4.2%；而1989年则是负增长，为-1.6%，1990年农民收入有所回升，也只有1.8%。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收入相对稳定，但农民的二、三产业收入波动明显；农民现金收入波动非常大，其增长速度1988年最高，为24.9%，1989年下降为10.8%，1990年进一步下降为3.3%。农民现金收入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不足，农村出现了“卖粮难”和收购部门“打白条”现象。第三阶段，1991年至1996年农民收入反弹回升。1991年农村经济基本上从3年经济治理整顿中显露生机，农民收入开始呈现上升势态。1996年农民纯收入增至9%，农民名义纯收入达到1926.07元，是1991年农民名义收入的2.27倍。这一时期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非农收入增加了，农民从事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是其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第四阶段，1997年至今农民收增速回落。到2003年，连续几年农民纯收入年均递增没有超过5%，2000年只达到2.1%。这一时期农业收益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度下降，受宏观经济发展趋缓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国有企业改革受阻，下岗职工增多，乡镇企业效益下降，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转移，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逐步缩小后，重新又呈扩大趋势。1986年至1990年与1991年至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7%和4.5%，同期城镇居民区则为5.9%和7.7%，从收入的绝对值来看，1991年农村居民为701元，城镇居民为1570元，1993年农村居民为921元，城镇居民为2337元，1997年农村居民为2090元，城镇居民为5160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1978年为2.57：1，1984年缩小到1.86：1，1998年又扩大到2.51：1，到2003年，则扩大到7：1，即就是在农村，沿海地区农民与内地农民收入差距之比，达到近十倍。

　　理性看待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安康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充分肯定其巨大成就的同时，应当保持这样一个更加尖锐的认识：那就是安康农民收入增长的困难程度应当是远远大于上述全国平均数据。从区内公开统计数据和部分县乡样板调查综合判断，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安康农民人均纯收入比1978年增长了十余倍，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其中家庭经营收入占到了70%以上，非农经营收入持续偏低。总观制约安康农民增收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农业结构单一，粮食仍然是主要收入来源，但受科技投入、资金投入和自然灾害影响，粮食收益不稳，基本维持口粮生产。农民除粮食外，经济收入的路子很窄。畜牧业发展滞后、规模经营不足，尚谈不上增加农民收入。经济作物或小打小闹，或在品种选择上受市场制约，商品率低，影响了农民的现金收入。

　　（二）农产品价格低迷。受农产品供给总体过剩，以及国家连续调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影响，加上安康农产品总体竞争能力弱，不少农产品价格已低于成本，导致农业增产不增收。特别是近几年来低迷的粮价，居高不下的投入，使农民种粮很少能赚钱。农民从事其他农业生产的收益也在下降，种菜、种果、种茶、养鱼等，由于投入大、成本高、价格低，品种不适销对路，亏损的概率很大。

　　（三）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然困难。随着种粮效益走低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多，从个别县情况分析，剩余劳力已占到农村总劳力的一半以上，个别地区比重更大。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缓慢，事实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东南沿海地区乡镇企业飞速发展时期，西部地区乡镇只是处于启萌阶段，当东南地区乡企九十年代末进行整体、纵深升级换代、资本创新和技术创新之时，贫困地区乡企仍然在艰难地攀爬原始积累的高坡，总是滞后发达地区二十年以上。因此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非常狭窄。近几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增大了城市的压力，加之城市用工结构的变化，城市对农民工的门槛事实上是在加高，虽然今年各地在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时加大了劳务输出力度，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许多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如安康农民劳务输出的岗前培训，体力型输出仍占主流，智能型收入低，有组织成规模输出不足等，农民进城务工形势不容乐观。

　　（四）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民整体素质不高。从总体情况分析，区内农业发展中，设施对农业的贡献率不足10%，设施农业还只是个别地区理想的探索。广大农村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加之新一代受过初高中教育的农民，多数外出务工，难以有效参与市场竞争，在非农领域就业面临着诸多困难，减少了增收机会。农民科学文化水平低，使得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运用受到限制，致使农业弱势更加明显。同时，农村中不合理消费、投资使农民无钱从事有效的生产投资、开发新的生产项目，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造成农民身体欠佳。另外，农村交通、电力、通讯设施落后，广播电视不普及，也影响了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阻碍着农民收入的提高。

　　（五）政府指导的缺衡。一些地方的行政组织，仍然习惯用计划经济的办法解决现实发展中的问题，对市场的调研分析能力差，往往凭过去经验的良好预期，对市场缺乏准确的判断，因而对农民生产的指导缺乏科学性和预见性，农业产业结构缺乏合理性，要么零敲碎打，要么低水平趋同，影响了农民增收。

　　（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扶贫问题。几十年来的农村扶贫，多数还是“输血式”的，农民致富、农业健康发展的“造血”机制未能有效建立起来，难以达到持续增收目的。近年来，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扶持上虽然给予极大的政策和资金倾斜，但一些地方缺乏引导机制，这些钱物多用于解决眼前困难，无助于农村的长远发展。一些地方实行的“项目+公司+基地”的模式固然很好，但由于监控机制缺位，公司争项目，只盯着政策性资金那一块，变相搞低成本扩张，导致用在农民头上、优势农产品基地上的资金很少，没有借政策之利解决好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体制、体系、基础问题。

　　（七）农民负担过重。近几年农业税赋的一再调减，并不能说明农民负担的有效减轻。事实上，农民负担过重的关键是贫困地区的农民与发达地区农民相比，承担了太多不合理的公共支出，如修路、办教育、修建农业基础设施等，这些理应由各级政策提供的公共产品，却打着各种“合理”的旗号，摊在农民头上。加之农民在义务教育、卫生医疗包括各种农村形象工程建设上的支出近年来持续“走高”，负担仍然沉重。如果考虑到区内农民收入中60%以上是实物性收入的话，这种支出上的“现金刚性”，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