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为主题。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层出不穷的人民内部矛盾日渐显现和突出，这些矛盾，通过人民群众同他们的领导者即人民政府和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而集中表现出来。解决这样的矛盾，从思想教育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是要教育担负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政府工作人员、经济和文化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努力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是教育群众提高觉悟，提倡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精神。全党整风就是着重从这方面来解决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并且学习在由革命转入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课题。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严肃认真而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一般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整风运动开始后，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欢迎大家“鸣”“放”，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情况，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外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宁陕县县级机关党组织整风运动从7月下旬开始，整风的内容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整风运动分三个阶段，即学习阶段、检查阶段、总结提高阶段，春节前检查结束。从11月中下旬开始，又在农村、工交、财贸和中小学教师中开展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即大鸣大放阶段、整改阶段、辩论阶段、总结阶段；春节前基本结束。

　　1958年2月22日开始，宁陕县开展了县、区、乡干部集中整风运动，参加这次整风的有县区、乡行政、党群、教育、工商界共1126人，其中县、区、乡干部880人。这次整风运动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既要克服我们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又要克服一般干部的个人主义、平均主义、自由主义、地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要狠狠的烧掉敌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达到孤立右派、团结中间派、扩大左派的目的。运动中要求做到取得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取得改进工作的胜利，取得改造思想的胜利。运动分为：大鸣大放、反右派斗争、整改、反省提高四个阶段。2月22日，全县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梁洪山、副书记毕可昌分别做动员讲话，整风进入大鸣大放阶段，参加三干会的干部747人，8天时间写大字报5360张，漫画254张，各类意见14933条，其中，对党的领导的6484条，对粮食问题的2202条，对合作化的1354条，其他的（主要干部互相提）4893条。接着进行反右派斗争。至运动结束，全县机关、学校、工商界反右斗争，批准斗争的37人，斗争后不够右派的有9人，在复查中查出漏掉的右派分子1人，全县定案为右派分子29人，占参加整风人数的2.6%，其中极右分子3人，一般右派分子26人，按系统分：行政事企业15人，教育界9人，工商界5名。对右派分子处理情况，按一类处理2人（劳动教养，其中一名除公职），按二类处理的7人（交农业社监督劳动），按三类处理的5人，按四类处理的4人，按反革命处理的11人。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还开展了以“双反”为中心的整改工作，主要解决了四个方面问题。一是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整风后，全县原行政编制256人，下降到165人，减少35.51%；事企业原编制478人，减少到354人，减少25%;全县行政原有35个单位，合并后为26个单位，事企业原10个单位。合并为6个单位；随着机构的合并，干部下放，县级90%以上的干部向党组织申请要求下乡上山劳动锻炼，经排队全县需要劳动锻炼的146人，首批下放劳动锻炼的24人，全县精简干部75名，其中雇佣人员10人，退职52人，开除13人。二是除“三风，扫五气”，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整风后干部作风大大转变，生产劳动已经成为每个干部的自觉行动，县社半年来送货下乡420次，全县346干部大搞试验田580.8亩。三是“反保守、反浪费、贯彻勤劳建国”的方针。双反运动的开展，大量的揭露了在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保守思想和惊人的浪费，揭露了干部中存在严重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整改措施。一些单位部门制订了勤劳办企业、勤劳办学的计划，为进一步杜绝浪费打好了基础。四是改进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整风以来，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得到改进。

　　1958年夏，整风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对于改进干部作风，密切干部群众关系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它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一些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因此，从1959年到1964年，又进行了给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帽子运动，也就是所谓的右派改造，改造好了的就摘帽子。但是，这次集中摘仅摘了一半，还有一半仍然未摘帽，直到1978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掉帽子的所有右派分子全部摘帽，彻底平反。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宁陕县原定右派29名， 其中3名流出，调入8名，共34名。

　　宁陕县的右派改造运动从1961年12月10日开始，对右派

　　分子的改造是卓有成效的。自1962年1月9日开始至1963年7月12日，共摘掉“右派”帽子17名。其中地委批准4名，原石泉县委批准4名，宁陕县委批准9名。我县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是1962年1月9日，有县工商局王志斌、县银行钟建德、四亩地中心商店何俊生、县文化馆王月发等4人；第二批是1962年5月13日，摘掉6人帽子，分别是徐文哲、蒋小亭、杨文升、崔国瑞、刘伯伦、桂哲融；第三批是1962年6月13日，摘掉6人帽子，分别是冯自正、廖德益、陈杨升、焦永茂、范振朝、刘兆鹏；第四批是l962年11月21日，摘掉姜绵久l人的帽子。另17名右派分子直到1978年5月，按照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统由县委审批，作出决定，所在单位党组织宣布摘帽，随后又进行了适当安置，到1980年1月底我县的“右派”改造运动才算基本结束。

　　从我县所划的右派具体情况来看，由于当时没有认真按照中央“六划”、“六不划”的政策原则办，也的确存在着许多歪曲原意、无限上纲、捕风捉影、误伤同志搞扩大的问题。实际上，我县的右派主要都是一些对工作和生活上的看法，如对高级合作社要求过急，侵犯了农民利益等，这些意见和看法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当时把这些都无限上纲，认为是反对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反右派斗争，搞了扩大化，严重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有的妻离子散，更重要的是耽误了他们为社会主义做贡献的青春年华。

　　右派分子徐文哲就属于因对工作上的一些看法，如实反映问题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徐文哲历任县委秘书、区委书记、教育科长、宣传部长、县委委员。1958年整风反右时，被定为一般右派，受到开除党籍、撤销党的内外一切职务，降三级处分，1962年5月摘掉右派帽子。徐文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主要依据是：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党的领导干部；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干部政策；诬蔑合作化，诽谤粮食供应统购统销；同情反革命暴乱，怜悯反革命分子等。以上主要依据的由来又从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得出：

　　l、1958年徐文哲在整风鸣放中，针对县委对有些犯错误的干部没有及时处理和个别领导的工作方法问题，给县委副书记毕可昌写大字报，说毕处理问题“优柔寡断”，对一个犯错误的干部未及时处理是“姑媳养奸”，请示、汇报工作时对下态度简单生硬是“冷酷无情”等，这本来属于对个别领导措辞比较尖锐的批评，而被看作是“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党的领导”。

　　2、1956年，徐文哲在白河工作期间，曾对教育局一干部说：“有些人旧社会拍马屁、吹牛皮、对上献媚对下压，因而工资高，也幸福”；一次这位干部找徐文哲研究工作，正值徐文哲看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便给此人读了一段并说：“旧社会是这样吃人的社会，新社会何尝没有?”这只是徐文哲当时针对一些社会现象，谈的个人看法，只是对革命队伍中有些同志和整个社会中个别现象而言的，虽然有片面性但还是有正确的因素，但是被认为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徐文哲对白河在招收新干部的条件上持有不同意见，在一次学习会上说：“吸收干部将党、团员作为一个报名条件是具体的宗派主义”，因此被无限上纲定为攻击党的领导、诬蔑党的干部政策。

　　3、1957年，徐文哲同志在华严大坪试办社教运动，一次向汤坪区汇报工作中同几个同志闲谈，针对大坪存在的一些小偷小摸现象说：“合作社小偷多了，真是怪事”，还说“现在合作社瞒产私分的现象很普遍”，真实反映了一些农民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而被看作是诬蔑统购统销。

　　4、1957年4月江口高桥反革命暴乱后，徐文哲在该处工作，听到县人委委员马见喜“群众对土匪问题没啥，就是没吃的，不得了”的反映，看到乡